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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消费、储蓄与劳动力再生产

消费同时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收入中用于消费与储蓄的比例自然与劳动力的再生产相关联。流行的消费和储蓄理论，没有考虑劳动力再生产，把消费、储蓄的决定看作与生产再生产没有关系的事情，这自然降低了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本章把消费和储蓄与劳动力的再生产联系起来考察，首先考察劳动力再生产对消费、储蓄决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联系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储蓄作进一步的展开分析，最后是对流行消费、储蓄理论的回顾性批判。

第一节收入、劳动力再生产与消费/储蓄

在货币经济中，国民收入所得与使用、储蓄决策与投资决策相互分离，收入的使用和储蓄的决定是相对独立决定的。对于家庭来说，收入通常是一部分用于消费，一部分用于储蓄，至于收入中多大比例用于消费，多少用于储蓄，对不同家庭来说是不一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消费和储蓄的决定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实际上，在现代货币经济中，家庭消费和储蓄的决定要受一定规律的支配。

家庭支配其收入要考虑家庭当前的需要，也要考虑家庭未来的需要，在满足当前需要和满足未来需要之间作出选择。消费和储蓄比例的形成就是这种选择的结果。不可否认，不同家庭由于消费习惯、消费偏好和消费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对现在消费和满足未来需要的选择会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家庭作为一个消费主体，都要根据收入约束和需要选择一定的消费与储蓄组合。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消费同时就是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由于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一个要素,家庭要通过消费生产再生产出社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要素。因此,家庭的消费/储蓄行为既要考虑收入及其变动的预期,同时也要考虑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的消费资料的平均范围及其变动预期。收入及收入预期与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平均范围及其变动预期是决定家庭消费/储蓄的两个基本经济因素。

在预期收入既定的条件下，用于当前消费的多了，用于满足未来的部分就会减少；反之亦然。家庭在支配收入上首先要考虑如何保证当前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当前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可以理解为当前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需要，它包括当前维持劳动力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需要、劳动力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需要和劳动力学习文化、技术、提高自身素质所必需的费用。通过劳动力再生产的这种基本消费，才能生产出满足社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要素。而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在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本身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

注4

。马克思同时还认为，在一定国家，一定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由于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现实要素，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必须满足社会再生产的需要，否则就不能与生产资料结合进行现实的再生产，因此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平均范围在一定意义上是由社会生产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生产再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平均范围一旦确定，就成为人们确定劳动力再生产支出的一个客观社会标准。决定家庭收入的因素，对不同家庭来说是不同的，不同家庭收入的差别取决于不同家庭所拥有的生产条件状况和再分配收入的多少，家庭拥有生产条件多和再分配中获得的再分配收入多，家庭收入就多；反之，家庭收入就少。而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的决定显然具有社会性，且生活资料的平均社会范围的决定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的平均范围将会扩大，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因此会增加。家庭储蓄倾向取决于家庭收入的增长及一定意义上由社会决定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费用的增长情况。显然，在家庭收入增长高于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平均范围增长进而劳动力生产再生产费用增长时期，家庭储蓄倾向将趋于提高；而在家庭收入增长低于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平均范围增长进而劳动力生产再生产费用增长时期，家庭储蓄倾向将趋于下降。由于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消费资料的平均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决定的，且社会生产决定的平均范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高收入家庭的储蓄倾向通常高于低收入家庭。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进而劳动力生产再生产社会费用是影响家庭储蓄的一个重要变量。

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展的，它既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状况，也受制于生产关系的状况。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样化的物质产品，另一方面也为劳动力的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推动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消费资料的平均范围不断扩展。一般说来，生产力发展越快，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扩展越快，反之就越慢。如果生产力停滞，其扩展也就失去了物质技术基础，从而使劳动力再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同时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平均范围的扩展要受生产关系状况的制约。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要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同时又要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相适应，通过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生产出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与生产关系性质和要求相符合的劳动力要素。因此，社会范围内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总是被限定在物质资料生产和生产关系允许的范围内。在物质资料生产水平一定的条件下，社会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会由于生产关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也就是说，社会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会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从而强化或弱化社会范围内的储蓄能力。这对于理解我国改革过程中居民储蓄的变化无疑是有意义的。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使广大劳动者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着很大的市场竞争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应对这种风险和不确定的储蓄因此增加，使现阶段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的扩展受到抑制，这是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显然，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并非取决于个别家庭收入的状况。家庭消费和储蓄不仅受到家庭收入因素的影响，而且受社会决定的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平均范围的影响。尽管不同家庭的收入多寡是不一样的，但他们都存在一种倾向力求根据社会决定的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进行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即便低收入家庭也总是力图达到社会平均范围，这种倾向使得低收入家庭的储蓄倾向通常低于高收入家庭。从社会来看，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总是不断扩大的，但扩展的速度在不同发展阶段是有差别的，与收入增长的速度也不一定是同一的。有时收入增长速度可能高于生活资料社会平均范围扩展的速度，从而导致社会储蓄率的提高；也可能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生活资料社会平均范围扩展的速度，从而引起个人或家庭储蓄率的下降。对不同家庭而言，也是如此。收入增长高于生活资料社会平均范围扩展的家庭，其储蓄率就高；收入增长低于生活资料社会平均范围扩展的家庭，其储蓄率可能就低，甚至是负储蓄。因此，消费或储蓄率的变动尤其是长期变动不能仅仅用收入因素来解释。

家庭在支配收入的过程中，自然还要考虑到劳动力生产再生产周期内相对有利的情况和相对不利的情况，尽可能实现周期内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均衡分配。马克思曾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工资只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出于自己的远见和明智而要把对劳动有利的时间和不利的时间均衡起来，即在工业变动的周期循环中这样支配自己的工资，就是使他们的开支实际上永远不超过最低工资，不超过最必需的开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收入不再局限在劳动力价值范围内，但劳动者依然要把有利的时间和不利的时间均衡起来，并按照这种均衡的要求支配他们的收入。劳动者出于自己的远见和明智把对劳动有利的和对劳动不利的时间均衡起来，把收入在当前消费和储蓄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家庭储蓄还要受劳动力再生产周期内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影响。

家庭或个人储蓄长期看是由收入和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消费资料的平均范围进而由生产再生产劳动力的费用的变动情况决定的，并非完全取决于个人收入情况。长期看，个人或家庭收入和生产再生产劳动力费用是决定个人或家庭储蓄的两个经济变量，而短期内个人或家庭消费/储蓄行为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利率、价格因素的影响。利率、价格等都是受货币因素影响的变量。对于货币形式的储蓄来说，利率代表着储蓄的收益率，利率的变动无疑会对货币形式的储蓄产生影响。不过，在经济学中，利率对储蓄产生何种影响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把利率看作决定储蓄的最重要的变量，认为利率变动会导致消费和储蓄的替代。凯恩斯经济学兴起后，储蓄的利率决定论为收入决定论所取代，在收入决定论中，利率对储蓄的作用被置于次要的地位。更多的西方学者认为，利率不仅具有替代效应，而且具有收入效应，利率对储蓄的影响取决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对比关系。这里的收入效应是指利率的变动能够影响储蓄者的利息收入，利率提高或降低相应会增加或减少储蓄者的可支配收入，而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或减少会使储蓄者作出增加或减少当前消费的选择，从而减少或增加当前收入中用于储蓄的份额。实际上，利率对储蓄的影响程度同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及储蓄者面临的经济条件相联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们可支配收入较少的情况下，人们的收入主要用于当前劳动力生产再生产，储蓄仅仅是平衡有利劳动时间和不利劳动时间的一种手段，由于储蓄量较少，利息收入对储蓄者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因为利率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储蓄。然而，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在满足当前劳动力生产再生产的基本消费后的剩余增加，在这种条件下利率的储蓄弹性会增强。利率直接影响人们的增值动机，无疑高利率会强化人们的储蓄动机，低利率则弱化这种储蓄动机。要说明的是，利率也可能影响人们在不同储蓄形式上的选择，影响储蓄形式的构成，如增加或减少货币形式的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重。总的说来，利率变动影响家庭储蓄行为，而影响大小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收入水平的高低和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消费资料平均范围的变动情况。

受货币因素影响的价格可以从多方面影响家庭储蓄，因为价格影响实际收入、支出和人们的预期。在货币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实际收入与价格成反方向变动，价格上升引起实际收入减少，由于基本生活消费一般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价格上升会通过收入效应较大比例地降低实际储蓄。如果货币收入增长，但增加的幅度小于物价上涨幅度，储蓄同样会因为实际收入的减少而减少。在货币收入增长快于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虽然实际收入会有所增长，家庭储蓄依然会受到抑制，因为物价上涨增加了人们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在保值性金融资产如股票供给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人们就会增加实物购买作为保值手段。因而在价格上涨或预期价格上涨时，人们通常会减少储蓄存款，增加实物购买量，以避免价格上涨带来的贬值损失。在严重通货膨胀时期，这种行为甚至会演变成为抢购风潮，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过这种现象。相反，在价格下跌或预期价格下跌时，家庭储蓄通常趋于增加，因为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增加实物购买作为保值手段，储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得到保证。价格变动不仅影响实际收入，具有收入效应，而且会影响家庭消费品支出，产生支出效应。从短期看，人们一般不会因为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减少消费品购买特别是基本消费品的购买，人们可能会减少储蓄甚至动用原来的储蓄以维持既定生活水准。但从长期看，物价上涨如果不能得到补偿，人们必然会减少消费品的购买，使其消费水平降到与其实际收入相适应的水平上。可见，价格变动引起的收入效应和支出效应，会对家庭储蓄产生影响。

第二节国民储蓄分析的扩展

国民储蓄由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构成，国民储蓄除受家庭储蓄影响外，还受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影响。企业储蓄、政府储蓄的决定因素与家庭储蓄的决定因素有所不同。从企业储蓄来看，它包括利润中用于积累的部分(企业净储蓄)和折旧基金。企业储蓄能力取决于企业利润及其在积累和消费之间分配的比例以及折旧基金的提取和使用。如果不考虑折旧基金，企业利润状况及利润在积累和消费之间分配的比例就成为决定企业储蓄的两个基本因素。在利润分为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一定的条件下，一切影响企业利润增长的因素都影响企业的储蓄能力。马克思在分析影响资本积累的因素时，说明了在剩余价值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一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所用资本与所费资本的差额、预付资本量的大小等因素都影响资本积累的规模和速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这些因素同样影响资本积累，只是不同类型的企业，资本积累性质有所不同而已。

在企业资本积累过程中，企业盈利要在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之间进行分割，这种分割的比例是决定企业储蓄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分割的比例，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客观经济条件，其中主要是产权制度和竞争。有效的产权制度能够通过法律等制度界定和保护排他性的产权，使产权主体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支配和处分产权，并独立承担行为人在产权行使上的后果，因此，有效的产权制度能够对产权主体形成有效的激励，促使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积累其财富和排他性产权；反之，则会抑制企业积累的动机，引起消费对积累或储蓄的替代。有效的产权制度能够强化企业积累的动机，能够提供促进企业持续积累的可靠制度保证。企业积累动机的强弱还受到外部竞争或潜在竞争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作为一种外在强制力量，发挥着优胜劣汰的作用，企业要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增强其资本实力，提高竞争力，否则就有被竞争淘汰的危险。竞争就像无形的鞭子，时刻鞭策着企业不断进行积累，扩大生产规模，增强其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有效竞争的展开是促进企业积累的强大杠杆。

政府储蓄通常是指政府收入用于政府经常性支出即社会公共消费后的余额。因此，政府储蓄取决于政府收入和政府经常性支出或社会公共消费支出的状况。人们通常把政府的支出划分为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制的《政府财政统计年鉴》，经常性支出包括行政、国防、文教卫生、社会福利、经济服务、对国内外的补助等支出项目；资本支出包括政府获得固定资产和购买股票等方面的支出。经常性支出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公共消费支出。把经常性支出控制在较低水平上，曾经是我国政府储蓄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政府经常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很低，以1978年为例，我国政府支出中经常性支出的比例仅为56.5%，远低于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更低于发达国家，且在经常性支出中，很大部分与劳动力再生产有关，如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型住房等等。这种情况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储蓄率，而对家庭储蓄来说则是一个抑制性因素，因为政府提供了家庭部门劳动力再生产的很大一部分费用，解除了家庭在医疗、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享有的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性住房等与劳动力再生产密切相关的项目不复存在，人们不得不靠自己或家庭来解决这些方面的费用，这无疑成为家庭储蓄增加的一个原因。政府在这些方面支出的减少，并没有相应减少政府的经常性支出，因为其他方面的经常性支出在增长，这不能不影响政府储蓄的增加。显然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政府经常性支出的多少影响政府储蓄的多少，经常性支出的构成是家庭储蓄的一个影响因素，影响之大小取决于经常性支出中用于劳动力再生产支出的比例的大小。

在政府社会公共消费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储蓄自然随政府收入的增长而增长，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总储蓄是否会伴随政府储蓄的增加而增加。我们知道，政府收入主要来自税收，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权力量征收的一部分国民收入，它具有强制、无偿的特征。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意味着非政府部门或民间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减少，这无疑会影响民间部门的消费和储蓄。为说明这种影响，我们假定国民储蓄由政府部门储蓄和民间部门储蓄构成，设政府部门储蓄为S

，民间部门储蓄为S

，国民总储蓄为S

，有：

(1)

如果民间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为Y

，消费为C

，储蓄为S

，那么民间部门的储蓄则为：

-C

(2)

政府部门的储蓄为：

=T-G(3)

这里T为税收，G为社会公共消费。如果政府通过增税来增加储蓄，社会总储蓄可能增加，亦可能减少，或者不变，这取决于增税后政府储蓄的变动和民间部门储蓄的变动情况。设政府税收增加后民间部门的储蓄变动量为ΔS

，政府部门储蓄的变动为ΔS

，那么国民储蓄的变动ΔS

可表示为：

ΔS

=ΔS

-ΔS

(4)

这里减号代表民间部门储蓄减少。设税前的民间部门的储蓄为S

-C

，增税后的民间部门的储蓄为S

-ΔT-C

。其中ΔT为税收增量，C

为增税后的民间部门的消费。民间部门储蓄的变动可表示为：

ΔS

-S

=(Y

-C

)-(Y

-ΔT-C

)

即

ΔS

-S

-C

+ΔT(5)

(5)式可以写成：

ΔS

-C

+ΔT(MPS

+MPC

)(6)

这里MPS

为民间部门的边际储蓄倾向，MPC

为民间部门的边际消费倾向，二者之和等于1。

政府部门的储蓄增量为税收增量与政府部门边际储蓄倾向(MPS

)之积：

ΔS

=ΔT·MPS

(7)

将(6)式、(7)式代入(4)式，得：

ΔS

=ΔS

-ΔS

=ΔT·MPS

-［C

-C

+ΔT(MPS

+MPC

)］

=ΔT(MPS

-MPS

)-(C

-C

+ΔT·MPC

)(8)

由(8)式可以看出，通过增税来增加国民储蓄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如果不考虑(8)式中后一项的取值即(C

-C

+ΔT·MPC

)的值，社会总储蓄的变动ΔS

取决于政府边际储蓄倾向MPS

和民间部门边际储蓄倾向MPS

的对比。如果政府的边际储蓄倾向高于民间部门的边际储蓄倾向，政府通过增加税收能够在增加政府储蓄的同时增加社会总储蓄。如果政府的边际储蓄倾向低于民间部门的边际储蓄倾向，政府通过增加税收增加政府储蓄的结果会导致社会总储蓄的减少。如果政府的边际储蓄倾向等于民间部门的边际储蓄倾向，政府税收的变动不会影响社会总储蓄。由此可见，政府通过增加或减少可支配收入份额对社会储蓄的影响，取决于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储蓄倾向的变动情况。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最初政府平均储蓄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都较高，以1980年为例，政府平均储蓄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分别为0.47和1.16，而家庭部门平均储蓄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分别为0.12和0.19。在这种情况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减低政府收入份额、增加个人或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份额是否会对社会储蓄总量进而对社会资本积累产生不利影响？实践表明，我国进行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并没有对社会储蓄产生不利影响，不仅如此，由于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的平均储蓄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的变动，使得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促进了社会储蓄的增进。从1979年至1988年国民平均储蓄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变动情况看，政府平均储蓄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呈下降趋势，企业平均储蓄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相对稳定，家庭部门的平均储蓄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呈上升趋势，因而使国民经济平均储蓄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能够在这一时期稳中趋升。

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构成可以看作国民储蓄的主体结构，国民储蓄形式的构成或比例可以成为储蓄的形式结构。不难理解，一国的储蓄结构是在一定的国民收入结构基础上形成的，且直接受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动的影响。国民收入生产出来之后，要经过分配再分配最终形成企业、个人和政府可支配收入。在储蓄主体储蓄倾向一定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个人或家庭之间分配的比例不同，储蓄结构也就不同，就是说储蓄倾向既定的条件下，国民收入按何种比例在三者之间进行分配，直接决定储蓄的部门结构。而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个人或家庭之间分配的结构与经济体制有关。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控制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个人获得的收入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工资性收入；一是国家以暗补的形式分配给个人或家庭的部分。前者构成个人和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后者并不直接受个人支配，因为以暗补形式提供的收入，谁购买谁享有，不购买者并不享有这份收入。由于这部分收入在劳动者个人收入中占有较大比重，工资性收入又低，因而劳动者个人或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较少，用于储蓄的部分自然很少。实际上，在政府直接控制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过程的情况下，国家既是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企业不承担储蓄职能，个人或家庭提供的储蓄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量。由此可见，储蓄结构是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的结果。

储蓄结构既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结构有关，也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结构有关。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结构看，初次分配是在生产部门内部进行的，初次分配实际上是按照要素的供给状况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的，经过初次分配，国民收入基本上分解为劳动性收入和资产性收入。前者流向劳动者个人，后者根据物质要素供给流向政府、企业和个人或家庭部门，最终形成政府、企业和个人或家庭的原始收入。在实际经济过程中，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区分开来，通常把政府以间接税形式(包括增值税、产品税、消费税、工商税等)取得的收入称为政府的原始收入；劳动者个人直接从企业或生产单位取得的收入称为个人原始收入；国民收入扣除政府和个人的原始收入后的余额称为企业原始收入。显然，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政府收入与企业收入、个人收入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不过，由于间接税的负担能够转嫁或部分转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间接税很大部分由消费者承担，因而政府间接税对企业纯收入影响并不大，相应地对企业储蓄影响较小。然而，政府取得的原始收入比例的高低，不仅影响企业和个人原始收入的多少，进而影响其储蓄能力，而且影响劳动性收入与资产性收入分配以及资产性收入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在企业所得既定的条件下，政府收入的增加或减少，相应地伴随着劳动者个人收入的减少或增加。个人或家庭部门收入包括资产性收入和劳动性收入，而资产性收入和劳动性收入对储蓄的影响是不同的，因为资产性收入代表储蓄收益率。一般说来，资产性收入越高，储蓄的收益率就越高，越有助于刺激个人或家庭部门的储蓄增加。因此，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分解为劳动性收入和资产性收入的比例，以及国民收入在政府和企业、个人之间分配的比例是储蓄结构形成的一个基础，两个比例中任何一个比例的变动都会影响储蓄结构的形成。

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看，国民收入再分配通过两方面影响收入分配的最终结果。一是政府利用再分配的手段(所得税、转移性支付等)改变政府、企业和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而影响储蓄结构。如果政府再分配收入的来源是企业所得，企业储蓄份额就会相应减少；同样，如果政府再分配收入的来源是个人所得(如个人所得税)，个人可支配收入就会减少，个人或家庭储蓄就会因此减少。当然储蓄减少多少，取决于政府再分配收入的多寡。另一方面，在再分配过程中收入要在不同部门之间横向转移，这种收入转移状况会影响储蓄结构。收入的横向转移发生在不同部门、不同企业和不同家庭之间。从部门和企业之间的横向转移看，国家可以把从企业获得的再分配收入通过转移性支付等手段提供给特定部门和企业，这是政府推行一定的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特别是扶持幼小产业所必需的。但这种转移对储蓄结构特别是企业储蓄会产生影响，企业储蓄可能由于这种收入转移而提高，也可能会因此而降低，关键是政府如何进行这种转移，能否把它限制在必要范围内。如果政府不能把这种再分配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必然会严重影响企业储蓄的形成。在我国由于还没有把企业完全推向市场，政府每年都要从盈利企业和部门拿走很大部分收入用于亏损企业的补贴，这既抑制了盈利企业和部门的发展，又使亏损企业和部门得以转嫁财政困难，其结果是限制了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影响了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储蓄能力的提高。这是我国企业储蓄过低的原因。从个人或家庭部门之间的收入横向转移看，再分配同样影响个人或家庭部门的储蓄形成。这种影响的大小，取决于横向转移收入的多少和不同个人或家庭储蓄倾向的差别。如果高收入家庭的储蓄倾向高于低收入家庭的储蓄倾向，那么通过再分配把高收入家庭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低收入家庭，自然会降低家庭部门的平均储蓄倾向；如果高收入家庭的储蓄倾向低于低收入家庭的储蓄倾向，情况则相反，家庭部门的平均储蓄倾向则会提高。如果不同收入家庭不存在储蓄倾向的差异，收入再分配就不会影响家庭部门的平均储蓄倾向。一般说来，高收入家庭的储蓄倾向高于低收入家庭(尽管不是所有高收入家庭的储蓄倾向都高于低收入家庭)，因此，通过收入再分配把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低收入家庭通常会降低家庭部门的储蓄倾向，提高其消费倾向。

要说明的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影响储蓄结构，而储蓄结构也会影响国民收入的分配，企业和家庭的储蓄要投入生产过程一般要以获得一定的收益为条件，因此，企业和家庭部门储蓄份额的多少，又会影响到企业和家庭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也是决定储蓄形式结构的一个基础性因素。储蓄形式一般分为金融储蓄和实物储蓄两类。金融储蓄又可分为存款形式的储蓄、证券储蓄、持有现金等。储蓄形式结构主要取决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和储蓄与投资决策分离的程度。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人们的资产需求结构比较单一，只有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才会有多样化的资产需求。从储蓄与投资过程看，在储蓄和投资没有分离的情况下，即储蓄和投资由同一主体完成的情况下，储蓄就是投资(即购买实物资产)，不可能存在多样化的储蓄形式。储蓄决策与投资决策的分离则意味着储蓄者可以是单纯金融资产的持有者，投资者则需要通过一定的金融渠道才能获得储蓄者的储蓄资源。因此，储蓄形式的多样化是伴随着储蓄投资决策分离而发展起来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如何影响储蓄形式结构的呢？我们知道，国民收入在政府和企业、个人或家庭之间的分配比例决定着企业、个人或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的高低，在国民收入主要由政府控制和支配的情况下，企业、个人或家庭可支配收入较少，他们的储蓄也相应较少，储蓄形式较为单一。同时，国民收入在政府和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也制约着储蓄与投资的分离程度。在传统体制下，政府控制着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储蓄和投资主要是由政府完成的，政府既是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或家庭储蓄非常有限，储蓄形式主要以存款为主，金融体系在动员和分配储蓄中仅仅起补充作用，因此储蓄形式不可能多样化。然而，随着国民收入分配向微观方面倾斜，政府储蓄比重下降，个人或家庭储蓄比重上升，政府和企业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只能依靠个人和家庭储蓄来弥补，政府可以通过向社会发行公债筹集资金，企业可以通过银行贷款，也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等金融工具筹集资金，个人或家庭通过购买这些金融工具把储蓄提供给政府和企业，从而导致金融资产的多样化和储蓄形式的多样化。

可见，储蓄结构取决于储蓄主体的储蓄倾向(储蓄占收入的比重)和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在储蓄主体储蓄倾向一定的条件下，储蓄结构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随着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储蓄结构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以政府储蓄为主的储蓄结构逐渐转变为以家庭储蓄和企业储蓄为主的储蓄结构，储蓄的形式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第三节流行储蓄理论的批判性回顾

西方经济学中的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理论主要集中在收入与消费/储蓄之间关系的考察上,尽管不同学者对收入的理解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消费/储蓄的决定性因素归结为收入，因此也称为收入决定论。西方的收入决定论包括绝对收入决定理论、相对收入决定理论和持久收入决定理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考察了收入与消费/储蓄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它们脱离劳动力生产再生产问题而用单一收入变量解释消费/储蓄的变动，因而对现实缺乏解释力。

绝对收入假说首先是由凯恩斯提出的，之后为詹姆斯·托宾和A.史密斯等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

注5

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家庭储蓄直接依赖于当前可支配收入(支付直接税后的家庭收入)，并认为当前可支配收入的储蓄倾向与收入增长是一致的。”

注6

绝对收入假说强调了当前收入对家庭消费/储蓄的影响，对于分析短期储蓄行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它并不适用于家庭储蓄的长期分析。在短期内，由社会决定的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确定的，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此收入的增加通常造成储蓄倾向的提高。然而，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平均范围一旦发生重大变化，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费用可能快速增长，甚至超过收入的增加，从而会导致储蓄倾向的下降，引起储蓄量相对甚至绝对地减少。储蓄率的变动从长期看取决于收入变动与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平均范围的变动,绝对收入假说把后者排除在家庭储蓄行为的分析之外,使其不可能适用于长期分析。此外，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进而生产再生产劳动力的费用并不是完全取决于单个家庭的收入水平，在一定意义上是由社会决定的，具有社会规定性，因此不同家庭收入与储蓄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绝对收入假说要在家庭收入与消费/储蓄之间建立起单调的函数关系是没有根据的。在现实世界里，我们看到，有些国家的储蓄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如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储蓄率并不一定比低收入国家高，如果不联系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平均范围的变动，是难以得到解释的。

与绝对收入假说不同，相对收入假说

注7

认为，个人或家庭的消费/储蓄不仅取决于当前收入，而且取决于以前的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它否定了绝对收入假说的两个基本假定，即每一个家庭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不受其他家庭的影响，消费支出具有可逆性。它认为，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不仅受家庭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受其他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影响。消费具有示范效应，并通过示范效应引起家庭消费的相互攀比和模仿，从而使消费和储蓄的变动独立于绝对收入水平。相对收入假说看到了家庭消费/储蓄并不是孤立的个人或家庭的行为，承认了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社会性，并试图解释这种社会性，但它的解释并没有说服力。不可否认，消费存在一定的示范效应，但这种示范效应脱离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平均范围是不能得到科学解释的，示范效应对消费/储蓄是有一定影响的，但影响到何种程度并不是示范效应本身所能说明的,同时消费的示范效应更不能解释储蓄的长期动态变化,不同国家储蓄率的差异也不能用示范效应强弱来说明。此外，相对收入假说的分析是以假定收入分配保持不变为条件的，按照相对收入假说，当收入分配趋于均等时，每一收入水平上的家庭所受到的“赶上别人家庭”的压力会减弱，示范效应因此受到影响，结果所有家庭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会下降，按照这种逻辑，收入的均等分配会导致储蓄的增加。实际上并非必然如此，由于家庭储蓄取决于收入及收入增长预期和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平均范围及其变动的情况，因此收入的改变是增加还是减少储蓄，取决于上述两组变量对比的情况。在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上述意义上的收入分配的变动不会对整个家庭储蓄产生大的影响，而在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快速扩大，相应地生产再生产劳动力费用快速增加时，则会引起储蓄的增加。因此，不能脱离收入和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平均范围进而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说明家庭部门消费/储蓄的变动情况。

与绝对收入理论和相对收入理论着眼于家庭的“现行收入”解释消费和储蓄行为不同，弗里德曼用持久性收入来解释他的消费函数理论。在弗里德曼那里，持久性收入“被解释为有关的消费者单位所认为是持久的中数平均数的收入，这个收入又依赖于其眼界和远见。”

注8

在弗里德曼看来，如果把社会看做一个整体，那么，其持久性收入“就可以看作是当前测得收入和过去测得收入的加权平均，并根据稳定的长期趋势而向上调整永久性收入，而时间越早的测得收入的权重越小。”

注9

弗里德曼认为，持久性消费和持久性收入之间存在一个固定的比率，这个比率的大小不依赖于持久性收入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利率、非人力财富与收入的比率以及影响消费者单位在当前消费与积累资产之间的偏好的其他因素，如收入的不确定性、消费者单位的年龄及其特征、种族或国籍等文化因素的客观指数等。人们的消费和收入中的暂时性部分与持久性部分互不相关，而且暂时性消费与暂时性收入也互不相关。按照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理论，持久性消费是持久性收入的一个常数比率，持久性消费不随现行收入的改变而改变，这意味着当平均消费倾向表现为对持久性收入的比率时，在家庭收入的所有水平上各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是相同的。这自然还意味着在家庭收入的所有水平上，各家庭的平均储蓄倾向是相同的。富人和穷人在他们的收入中，以同样的部分投入储蓄。

注10

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不再把消费/储蓄与当前收入相联系，而与持久性收入相联系，同样不能摆脱理论上的困境，很难想象暂时或短期收入增加对消费不产生任何影响，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认识到劳动力再生产与消费储蓄之间的关系，消费/储蓄的比例不仅受收入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变动的影响，而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变动并不完全受个人收入的支配，它的决定带有一定的社会性，生产越是社会化，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社会性也就越强。排除劳动力再生产，把消费/储蓄看作与生产无关的事，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没有根据，因而缺乏现实的解释力。